【编者按】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在今年赴新疆调研时提出，兵团有红色基因和历史传承，广大青年学生要通过社会实践了解兵团文化，追寻兵团精神。恰逢我校西部计划工作取得历史性进展，在此基础上，我校团委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深化合作，组建了一支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寻访服务团，开创了山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合作的先河。在这场跨越2689公里的循迹中，他们走进亮剑之师，探访兵团人红色足迹，追寻存在于兵团人心中的最初信念，并将兵团人在茫茫戈壁改天换地的故事，在此说与你听。
日历翻回到1963年，在历史的时间轴上，中国即将走过“三年饥荒”并很快进入到改革开放发展的“快进键”时代，希望的火苗正在孕育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而对于正处于这个时间点的人们来说，长时间的饥荒、生活艰苦、人口负增长……多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困苦与艰难。
江苏省句容镇一户农家中，年迈的母亲正焦急地等待自己小儿子回来。他叫戴天喜，去年刚刚从句容师范毕业，在家乡工作了一年，与母亲最是贴心。但是今年，他们将面临一个选择，想到这份选择背后的现实，母亲忍不住轻轻哭泣起来。戴天喜生于1941年，那个时候，抗日的炮火正煎熬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。1942年，日本人烧掉了他家仅有的两间瓦房，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四人逃荒要饭，活下来成了这一家五口最基本的信念。等到戴天喜长到22岁，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时候，“三年饥荒”又一次让这个家庭直面生死难题。就在这一年，1963年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江苏招人才，想吃饱饭，也想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为祖国贡献力量，戴天喜选择踏上西行的列车，一路往新疆而去。
戴天喜所在的句容师范一届毕业班是4轨制，总共200多名学生。当时学校点名推荐了包括他在内的20名最优秀的学生去援疆。从镇江坐上火车起，这20个人的命运就与新疆发展紧紧连在一起。“兵团当时各行各业都缺人，来学校招人的时候，就提出只要那种家庭里有多个孩子的人来。因为这一去，就是可预见的一辈子。”年轻的戴天喜就这样怀揣着一腔热血，将自己一直颠沛流离的家庭托付给哥哥，离开年迈的母亲，只身来到未知的新疆。
从青瓦白墙到土窝子，从清秀山水到茫茫戈壁，到达新疆后，戴天喜和另外3名同学被分到枣园农场，也就是现在的105团。从那时起一直到1989年，整整26年，戴天喜的青春都献给了农场。
“那个时候，枣园农场刚建成，带家属来这里工作的人还很少，大部分人都是单身职工。我在当地小学教书，一到六年级只有100个左右的孩子和7位老师，我们当时什么都教，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体育，凡是能做到的，我们都想教给孩子们。”枣园农场大部分是来支边的上海青年，很多人周一把孩子送到学校后，一周都没时间来接孩子。于是，这些孩子们和老师一起成了大家庭，大家一起住在土窝子，吃在食堂，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戴天喜不仅是一位老师，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“家长”。
地窝子就是在土里挖的一半，立在土里的房子，找树枝在顶上一架，上面用红柳和草一铺，因为不常下雨，就算是可以住人的地方了。回忆起当时住在地窝子的情形，戴天喜记忆尤深：“土建的房子真的不够安全，也很潮湿，但是有一点好，就是冬暖夏凉。”那个时候，学校里横着一排土窝子是教室，竖着一排土窝子是宿舍，剩下的全是倒在地上的红柳和草丛。白天这里传出的是朗朗书声，夜晚，几位老师也尽力照顾着留宿在这里的学生。每到吃饭的时间，老师们组织他们的“孩子们”排着队去一里地外的场部食堂就餐，尽管只有南瓜、土豆、玉米面窝窝，但孩子们吃饱了，就会很开心。出门打柴烧火，回来提笔写字，整整6年时间，土窝子被他们住出了欢乐和笑声。
1969年，老场部迎来搬迁，戴天喜终于住上了平房。尽管在这里的每个月都只有49块钱工资，但戴天喜不觉得自己苦。“我们教书的老师比在庄稼地里干活的人好得多，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是真的累。”那个时候，好多支边青年在这里待了几天就偷偷跑回家去了，而那些坚持下来的人，依旧在这个荒凉的地方辛勤工作并憧憬着。
戴天喜就是在这个时候与妻子喜结良缘，相识多年的两人结婚了，不到20平的屋子成为了他们幸福的小家。一间屋子，最里面支上一张床就是卧室，进门的地方筑个灶台就开火做饭，为了保暖，一道火墙成了隔开里间和外间的最好屏障。“那个时候，10万官兵在新疆集体作业，得留下人来建设新疆啊，于是山东女兵、湖南女兵，大家过来这里，慢慢与解放军成家，这些人就稳定下来了，就是建设新疆的兵一代。”
如今，当我们身边充满各种美食，很多人都有浪费粮食的时候，而那个时候的兵团人却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。教师一个月供应28斤面，按照二八开的比例分配白面和玉米面。没有人舍得把白面掺到玉米面里一起吃，人们总是会留着那一点细粮，在逢年过节或者身体不好的时候才有机会打牙祭。
尽管日子紧巴巴的，但在学校专注教书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。1975年，戴天喜调到105团团机关，搞宣传教育。后来又一路从组织工作、党委秘书到组干口科长、政治处主任，最后来到六师兵团党校。“很多人以为，都当干部了，生活得好了，其实那个时候，才到了新疆快速发展的时候。”兵团想发展，就要有人才，党校也缺老师，戴天喜在这里当老师也代班，培训的学生以兵团处级干部，兵团机关人员为主体。当时办的还有学历班，好多兵团人没有学历，需要着重培养。任务也很重，学员多老师少，课程量大，戴天喜一边授课，一边还撰写了很多研究论文，为日后兵团各级各类简史编写工作打下基础。
“党校最开始也是一片荒地，好多来党校培训的学生来了都得一起打芦苇。以前，青格达湖水位高，流到党校这里，非常招蚊子，学员们来这里培训，就开玩笑说：党校的蚊子，十个可以炒一盘。”尽管党校条件没有现在那么好，但是当时人们很珍惜来这里学习的机会，因为来这里意味着个人水平的提高，也意味着新疆的发展又将多一名人才。
当了一辈子教师，戴天喜是真正把冷板凳坐热的那个受人尊敬的长者。从1963年到2019年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在国家支持和地方支援下，新疆的教育水平有了极大地提高。“我刚到党校工作的时候，工资才100来块，我们办公室老师聊天，就想着什么时候可以挣到1000块。你看没多少年，教师的工资早就超过这个当时不敢想象的数字了。”六师在不断发展，后来还成立了五家渠市，市政建设就有了投资，公路修起来了，小汽车开进来了，水电暖气都配套了，“要说我们见证了兵团的发展和成长，那可一点都不含糊。”
一个人很难看清自己所处的历史节点，而回望过去，却总能发现一些人生历程的线索。“整个这一生，我回家乡只有寥寥几次。”想起这一生的抉择，戴天喜唯一的遗憾是关于自己的家，“我和老伴结婚回去过一次，妈妈身体不好回去一次，哥哥身体不好回去一次。我现在我那一辈人，兄弟姐妹都不在了，回家只能见到侄子和外甥了。”或许很多时候，兵团人也应了那句“身已许国，再难许卿”，每个人在生命中的取舍，源于他胸怀的家国天下，也关乎个人的苦悲喜乐。而当我们为他们的选择和取舍感到震撼和崇敬的时候，他们却只有平淡的一句回应：“苦也苦过来了，我们愿意，就是这回事了。”
